朱迪斯·法夸尔：《病床边的形而上学》（2015）
“医国医民材储药圃，寿身寿世誉满杏林”（上海，1946年）
病床边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at the Bedside
作者：朱迪斯·法夸尔（冯珠娣，Judith Farquhar，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etaphysics at the Bedside. In H. Chiang, ed.,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Medicin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219-236.
形而上学
什么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我在本文中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和康德谱系下的形而上学概念。
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常常被忽视。它把形而上学和科学对立起来，要么把形而上学视为科学的基础（在其下），要么视为科学推理的普遍结果（在其上）。
形而上学的假设与经验性的实证知识不同。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与他的更加经验化的《物理学》（Physics）形成对比。弗朗西斯·培根用“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为他试图推进的（非形而上学的）科学学科（包括魔法和宇宙学）命名。培根将亚里士多德确定的“目的因”（final cause）和“形式因”（formal cause）归入形而上学的范畴，并认为对“动力因”（efficient cause）和“质料因”（material cause）的研究是自然哲学，是科学需要关注的。
笛卡尔把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放在“知识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knowledge）上，从而把形而上学转化为认识论。而康德将形而上学的特点描述为，理性不可避免地预先假定一种无条件的存在形式。
那么，在笛卡尔和康德之后，形而上学被认为关注那些不能被认识的总体性，因为它们超越了我们所认识的所有范畴。因此，在科学的时代，人们会认为形而上学可以最终被取代。
然而，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形而上学，甚至不能从我们的哲学系中排除。一些现代哲学家认为，哲学中的反形而上学也必须做出形而上学的断言。“后库恩时代”（译注：指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已经将科学理性本身去中心化，以重新研究康德所说的“无条件的”东西。
因此，任何科学范式或思想阐述的理论都可以以审美价值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其严格的可验证性或可证伪性。在任何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中，诸多要素都可能“不言而喻”，因此它们不表现为“有意识的知识”——即使它们有助于回答认识论问题。因此，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在一本介绍科学对象的书时说：“这是一本关于形而上学的书。”（【译注】指的是达斯顿的著作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2000）
达斯顿和彼得·伽里森（Peter Galison）认为，事实上，正如Daston和Peter Galison所充分表明的，科学认识的对象（重力、蛋白质、无意识等等）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对象（家具）都构成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如果说纯粹的形而上学是从上帝的视角来处理永远存在和无处不在的永恒世界之物，那么应用形而上学则研究从科学家视野中出现和消失的动态世界。”关于（终极）存在的性质的形而上学问题与关于（具体）存在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并不分离。事实上，后者有时被称为“特殊形而上学”（special metaphysics），其主题被视为超验的和无条件问题的延续。
形而上学的论断，至少就它们在科学哲学中被理解和讨论的情况而言，既是不确定的，又是基础的。概念的大地在我们脚下总是摇摇欲坠。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就是被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所有的前提恰恰不真实（因为它们无法被证明），同时又被假定为实际的（所有可知的存在都必然无条件建立在其上）。
本体论中关于存在的假设，宇宙论中对宇宙的想象，甚至认识论中对认识基础的批判，都是不可能被证明甚至被完全代表的，这些假设使思想和行动成为行动的思想。我们都是形而上学家，因为我们在行动，而我们最终只能在未经证实的假设上行动。
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我们也不会正视日常知识的条件性或偶然性。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思考存在、普遍形式和知识的前提。尤其当每件事情似乎都在按照自然的计划进行时，形而上学就会让我们无所适从。
然而，达斯顿建议科学史家采用一种应用形而上学，关注那些在早期现代画室、实验室工作台、医院床边以及自然史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关注这些科学家。
“中医科学家”必须将古老但不断变化的形而上学转化为现代理性，同时力求不失去他们 “传统”专业所特有的力量。这是一项没有应用形而上学就无法成功的任务。
在本文中，我研究中医史上的一个历史时刻，当时形而上学不仅在脚下、在手边，而且切实地在议程上。我想把存在（Being）、宇宙（cosmos）和真理（truth）的问题与医务人员日常的行动彻底联系起来。我将引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的一些思考。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些有力的写作，当时，“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非常专业的问题。我的故事将从病床边开始说起。
面部针灸（北京，摄影：Justin Jin）
病床边的形而上学
1983年，我在广州做关于中医的论文研究。我去医院看望一位朋友，他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医学学者，专门研究“临床经典”《伤寒论》（【译注】据传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著的一部分）。这位朋友患上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高烧不退，遂被迅速送进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到病房的时候他症状有缓，那时已经入院治疗36小时了。
他对我的田野调查很重要，而且他总是比一般的医生更了解情况，我问他是否自己在给自己做护理。他说自己太累了，没办法照顾自己，而且他的部门主管，也就是医院住院部的主任医生已经开始负责，不让他自己插手。
“但是他们如何诊断你的病因和确定治疗方法？”我问。“通过争论。”他回答道。
他打趣地说着前辈们在他床边的一些争论。他明确告诉我，在这所顶尖的中医医院里（学院的学术研究中心就在不远处），一切都有可能受到质疑。——病理过程的性质、疾病所处阶段、涉及的脏器系统或循环路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准确的草药及药物剂量——所有这些，都需要聚合起来制定干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关于人体性质的医学知识也受到了挑战。疾病通过“伤寒”学派强调的“六经”发展，还是与“温病”学派所承认的“卫气营血”理论关系更深，这是一个远未明确的问题。
我这位朋友的医生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生物医学的诊断和中医模式的诊断都还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当时已经对事实有了一些详细的描述。最终，其中一位资深医生赢得了争论，并赢得了在头二十四小时内开出治疗方案的权利。第二天，根据最新观察，治疗方案得到一些改进，另一位同事争得同意后增加了他自己的一些诊疗细节。
尽管意见相左，但这两位资深医生都属于“伤寒”学派，我这位朋友也是该学派的人。但在不远处的同一家医院里，有一些资深医生倾向于用“温病”学派的逻辑来治疗这种病，他们会注意到不同事物的“症状性”（symptomaticity），用“卫气营血”而不是“六经”的理论。
病情得到控制，我们感到欣慰。我们都认为两派资深中医专家还会争论他这桩疑难病症。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悄悄批评了前辈们的观点。不过，他的看法同样归功于经典的医学流派“伤寒”学派的“六经”理论。
无疑，医学知识的临床应用事关重大。生和死、不适症都取决于正确地使用治疗药物。我刚才讲的故事只是一个现代临床情况下的常规现场，有着非常标准的目的——从一个明显的病理状况中恢复健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尽管人们怀疑在同一时期的生物医学医院里是否会有如此多争辩）。但在朋友的床边，在他喝下定制草药的时候，他生病的身体里正进行着一场具有特殊历史和地方特色的斗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现代中医药领域正在积极地、创造性地重建自己，既是现代的，又是古老的，既是科学的，又是临床的。而且，这种重建基于国家深厚的书面遗产和临床经验档案的特殊关系。
传统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对中医药的过去立场不一。在战国时代，在汉末或清朝，在赤脚医生的手中，在民间的稻田和森林中，立场都在变。
“山村医生“主题的火柴盒贴画（“火花”）（1965年）
历史学家和临床医生致力于描述中医的“本质”（essence），通常过分简单地放在“西医”的对立面。为了响应毛泽东对中国科学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号召，中医的“精华”往往被放在与“西医”的对比中，并且被简单化。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一场“中西医结合”的运动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并在新兴的实验室和诊所中热烈展开。这场运动也旨在打造属于未来的复方中成药。这场运动中的一些研究人员希望中医能提供一种新的全球标准，摒弃地方性糟粕，掌握大量宝贵的药物和技术，成为世界医学必不可少的一环。
他们希望这样一个“新中医”囊括一些关键的非西方概念对象。80年代初，为了配合国家对统一和全球化的推动，形而上学成为许多专家明确关注的问题。中医药领域的“认识论”和 “方法论”被发展为专业研讨会、期刊文章、医学院课程，甚至通俗教科书涉及的主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争论仍在继续。1983年，我的朋友意识到这种应用形而上学很吸引人，也很重要。相比之下，到了21世纪初，与我交谈的医学专业学生甚至不知道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
80年代初，随着改革的深入，从事中医的科学家越来越多。许多人希望科学，特别是以临床试验、化学分析和动物研究为形式的科学，可以把中医的东西转化为生物医学所承认的对象，以此来解决这个领域的所有问题。这里“中医的东西”包括穴位经络、中药、其他形式医学所不承认的症状，“伤寒”的“六经”理论和“温病”的“卫气营血”理论等等。
经过改造的“传统”实体，现在被说成是内啡肽、维生素或免疫反应这些东西。对于这群中医科学家来说，所有的“迷信”——如“五行说”、胸中的“湿邪”、内脏系统的“气耗”都可以作为糟粕被丢弃。
西方生物医学对中医知识的这种殖民化，在当时并不被所有人接受。许多在80年代成为著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者、医生意识到，以实验科学为基础来保护合法的中医并使之现代化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是，作为“哲学”的中医与有效临床实践相联系可能会带来一些希望。
这些作者中的一些人转向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也许他们觉得，作为临床医生和人民公仆，作为后帝国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以及作为他们领域内的思想者，没有什么比“存在”（Being）本身更重要的了。
现代科学的语言本身就假定了真实的物质和理想的形式之间的本体论区别——一种牛顿式的机械因果关系、身体和心灵的分野。无论任何实际的科学事实如何克服或背叛这些欧洲的形而上学假设，训练有素的中国医生都深深感到，在一个与他们所受训练领域格格不入的思想世界里，“西方”的客观主义形而上学仍然是思想和行动的起点。
我重申这种历史/知识状况，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1980年代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样的地方，形而上学被默默地放在床边，而且至少被一些人欢迎，成为决策中的积极伙伴。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时刻，我们必须回到朋友的病房。
我当时对朋友的主治医师阐述的集中几种临床设想和策略的细微之处特别感兴趣。哪一个中医流派或早期权威最有影响力？在哪个版本里最有影响力？“伤寒”学派的理论有没有超过并淹没了“温病”学派的理论？两位“辩论者”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干预，从而使朋友的病情中最可操作的方面可以首先得到控制，而将更多的慢性病根留给长期策略？
虽然我没有参加这些争论，但我非常肯定，这两位将他们的兴趣限制在他们称之为中医的相当纯化（purified）的领域中，或者更具体地说，限制在对《伤寒论》的研究中。为什么他们不考虑“西医”的领域的临床选择（也是相当纯化的）？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开出抗生素的处方？为什么不采用世界性的、本体论上混合的医疗领域所提供的临床权力？
好吧，故事还没结束。我朋友和他的老师是当时在广州乃至整个中医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一批学者，他们致力于证明“传统中医”可以有效地治疗急性病。这一论点形成于与卫生部的政策的互动过程，也形成于对中医和西医独有优势的一般假设的对话。
大家都知道（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中医擅长管理和改善慢性病，而西医虽然有风险，但更适合治疗急性病。这个广州研究小组在中医学院工作，该院有一个附属医院，为该市北郊的广大患者服务。
急诊是该医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医院的传统医学专家对使用西方生物医学的必要性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西方生物医学是“危险的”和“侵入性的”。此外，当时许多住院部的专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医疗动员时期的老人物。他们经常谈到自己在农村地区，在没有足够的生物医学服务的情况下，仅用自己的传统医疗技能为人民服务的历史，毋论急性病还是慢性病。
巡逻医疗队（湖南湘西，《人民画报》1966年第1期）
我的医生朋友自己生病时不接受西医治疗，这在情理之中，毕竟他和同事一样致力于使用草药来治疗急性疾病。因此，在1983年朋友住院的那个晚上，在他床边“聚合”的是“纯粹的”中医，也是异质的，因为有争辩的人。
诚然，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对话者——欧洲技术在帝国主义中的历史、欧洲自然科学的全球主张和权威、中国人“虚弱无能”的全球形象、毛泽东的实用主义和行动主义等等。
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位资深医生在争论该怎么做时的心情。他们不仅想拯救他们出色的年轻同事，使其免于进一步的痛苦，或免于慢性肺炎或脑损伤的风险。他们还想做得更好、更有说服力、更快。
即使他们从未发表过这个病例，即使在中医界发表的许多病例从未被当地和专家阅读过，即使这些辩论者所关心的事情与生物医学中任何可识别的事情都不相干，但是，他们还是想向“全球生物医学”这个“他者”（Other）证明。
他们在患病同事的床边说：“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多，而不仅仅是缓解慢性症状。我们所知道和使用的东西——我们的草药、我们的针、我们的配方、我们的病例档案、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教学方法、我们的诊断技能、我们的系统分类、我们的地方和知识机构、我们的祖先，甚至我们的中国‘空气和水’——这些东西长期以来构成了一种全面的医学，以此干预所有类型的疾病。”
事物
我要强行使用“事物”（things）这个概念。我一直力图把它用成一个技术术语，也要归功于《将事物公之于众》（Making Things Public）一书的作者拉图尔和彼得·韦伯（Peter Weibel）、在广州的医学界很有名气的哲学家黄吉棠、北京的医学思想家陆广莘。在我对“事物”这个词的偏爱中，甚至还有点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的影子。因此，“事物”必须被打开，接受更多的审视。
2005年，拉图尔和韦伯把很多东西集合在一起，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办了个展览。在展览的导言中，他们对海德格尔做了一次词源学研究，中国的语文学家不会对这种研究感到陌生。一些古老的、表达事物的欧洲词汇（如Ding, res, ens）不仅涉及物质性（materiality），还涉及物体存在（object-being）、一种聚合（gathering）、一种关注（attention）。在古德语和冰岛语中，事物是一种议会，是审议共同关心的问题的集会。正如拉图尔和韦伯所言：
“六经”之二的“太阳”和“少阳”及其与内脏、感觉器官、病例记录、药材特性等的联系，对中医医生们来说是“实际的”，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关注经络活动的变化，指导如何对其采取行动以改变其活动。但这些专家在一个科学事实的世界里行事，在这个世界里，医学上的东西应该在显微镜、X光片或尸体上可以看到的，应该可以用来击打、培养、穿刺或切除。
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医文献中，我们有很多证据表明“事实就是事实”的全球文化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六经”之一的“太阳”需要被变成一个“事物”，一个“事实”（fact），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同时又不破坏中国临床医生长期以来所了解的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引入形而上学。
“气”的转化
对“事物”的焦虑是20世纪80年代所有中医入门培训的理由，当时该领域正经历着“文革”后的复兴，坚持教授“理论知识”。这种关注是要求学生和圈外人了解阴阳、五行、五脏六腑，而不是分散的解剖学器官。
最重要的，是掌握“气”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临床医生和作者需要重新审视“气”，并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假设付诸实施，这样才能使中医的事物被认可为事实和现实。
黄吉棠《中医学导论》在这一点上走得特别远：
在这篇内容翔实的讨论中，黄教授从宇宙观（气是世界的起源）谈到生理学和病理学。他讨论了气的属性、气的顺应之道，以及作为偶然聚合特征的“事物”，并阐释了所有物质现实在不断变化中的基础。
再来看看黄吉棠对“聚合”重要性的解释：
更早的庄子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庄子·大宗师》）我们每个人都如此重视的人的身体和生命，庄子却提醒我们不要把死亡当作任何东西（再想想庄子妻子死后“鼓盆而歌”的故事），死亡只是事物的无数形式中的一种“气”的转变。
而且，“事物”是一种聚合，这和拉图尔在欧洲古老的“事物”概念中的发现一致。《辞海》告诉我们，“聚”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村庄；第二层含义是会合和聚集；以及第三，事物的积蓄和累积。至此，社会的、概念的和经济的概念都融为一体。
“聚”字小篆
黄教授的《中医学导论》写给医学界新手或对医学感兴趣的普通人，他对事物的形而上学的探究具有生命倾向（pro-life）性质，即从非常广泛的“自然和道”的形而上学转向生理学和病理学。我在下一节引述的学者和黄教授一样，也特别关注“聚合”的概念，守护人的生命。这种生命倾向和他们作为医生的内在立场。
从“事物”中学习
我朋友的病榻前，广州中医界的专家展开辩论。几乎在同一时间，黄吉棠正在撰写他的中医导论。在北京，一位学者医生正以他自己的有力方式将形而上学和临床诊断联系起来。这个人就是陆广莘（1927-2014），是临床医生、教师、政策制定者和哲学家，一直工作到2014年去世。
陆广莘（1927-2014）
陆广莘惜字如金，让人联想起毛泽东的论战风格。他帮助传统中医医生提出了许多形而上学的问题。例如，他讨论了被称作“气”的东西。他不仅坚持其在汉语世界中的常识性，坚持其与量子物理学见解的一致性，而且坚持其作为整个中医领域的物质基础的必要性。
陆医生还讨论了中医的“疾病症候”认识论特征。相对来说，在“传统中医”的官方实践和教育学中，“症候”部分占据了生物医学“疾病”的逻辑空间。但陆医生认为，“症候”并不像疾病那样是本体论的，尽管它相当真切。这是另一个有趣的辩论和概念领域，可以很容易地在（至少）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从“事物”的新理论化角度来理解。
我今天想从陆医生80年代的著作中重点讨论他对“事物”的理解。他很清楚，当时的医生要求每个技术术语在本质上都有明确和稳定的指代。医生们都在问自己：“‘气’是什么？”如果不是疾病，“症候”是什么？
这类问题的理想答案是对自然界中一个物体的描述，一个稳定的事物，不会为了适应人类环境而改变其存在形式。这样的对象可以被发现，但不取决于任何聚合的过程。能指和所指必须对得上。必须为每个名词提供一个对象，以使技术术语对一大群对话者具有一致的意义。
但是，陆广莘坚持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他的用法中，什么是“事物”？他说，“事物”是一个“对象”。
为了了解他如何使用这个非常特殊的、中文的“事物”概念，我们可以看看他在2001年为他的作品集所作的重要序言，其中使用了“对象”这个词。我在这里援引拉图尔的话，将其翻译为“事物”。
陆广莘认为，医学是关于人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人文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例如，在谈到中医研究者的责任时，陆广莘认为：
这个非常笼统的评论捕捉到陆广莘生涯中的一些重要主题。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毛泽东主义者，他坚持从集体的实践中学习。因此，他所说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关系性的集体主义，一种各种事物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拉图尔将此称为“事物的议会”。虽然被称为理论家，但拉图尔不承认理论甚至知识有独立的概念领域，也不承认有理想的领域可以代表“真实世界”使能指和所指整齐地对应。相反，他坚持从事物中学习，因为它们在实践中聚合和分散，通过与事物的接触成为一名“大医”。
他所使用的“事物”一词在中文里比英文里有更清晰的哲学内容。“对象”可直译为我们面对的形象。它是显性世界的一个可感知元素，但不一定是一个大规模的物体。一个“对象”只存在于与感知者或行为者的关系中。这个词的一些常见翻译是“目标”或“伙伴”。在某些情况下，翻译成“对话者”或“目的”也行。
对象是一个从实践中浮现的复杂实体，但它并不仅仅是研究者想象的产物。如果这个东西只是想象出来的，那么谁又能从它身上学到东西呢？“人的生生之气”这样的实体是复杂的对象，从中可以获得对自然过程的洞察力。异质的实体，如病人的身体/人（承载着他或她所有的历史）、中医配方的功效（由物质组成，每个物质都有自己的区域性、时间性、关系性，甚至文学性）是独特和新颖的组合，知识暂时聚合在一起。
因此，事物是一个特殊过程的聚合之处——总是不止一个过程，并且从不完全由一个行为者控制。根据定义，这样的事物在时空上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它要存在，就需要一个有位置的感知者。陆广莘认为，我们可以从每一个这样的定位结点学到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对事物的学习是累积性的、集体性的，并以实际医疗服务为导向，情况就更是如此。中国医学知识的地方性不仅体现在一个现代国家、语言共同体或一系列机构中，它首先体现在众多从业者和研究者所处的地方，他们从他人和事物中学习。